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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底:虎穴建奇功青山留忠魂

发布日期:2020-11-15 04:18 作者:百老汇游戏

  在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馬爾康市鬆崗鎮,坐落於群山環抱之中的胡底革命烈士紀念廣場格外醒目。胡底塑像用紫銅鍛造而成,他手執木棍拐杖,英姿颯爽,神採飛揚,目光堅定,眺望北方。那裡,是他生前向往的方向。他身后的紀念碑,從底部到頂部四分之三處皆為深紅色花崗石砌成,頂部為漢白玉並鑲嵌黨徽。對於很多人來說,胡底這個名字可能並不太熟悉。作為中共早期情報戰線“三杰”之一,胡底是最年輕的一位,從1905年到1935年,胡底30年的人生歲月經歷了怎樣的跌宕起伏?他的人生終點又為什麼會停留於此?讓我們撥開歷史的帷幕,一起來聆聽這位傳奇英雄的傳奇故事。

  胡底,原名胡百昌,又名胡北風,曾化名胡馬、裳天、伊語等。1905年3月出生在安徽省舒城縣干汊河鎮洪宕村一個工商業者兼地主的家庭。胡底幼年啟蒙於大伯胡繼章的私塾,后入舒城城關植民小學和合肥省立二中讀書。胡底雖生在富庶之家,但他不分貧富貴賤,與雇農、牧童相處親密,常常幫助身邊的窮苦百姓。1923年,胡底考入北京中國大學國文系,該校是孫中山等人為培養民主革命人才而創辦的,有著光榮的革命傳統。在大學期間,胡底結識了李大釗等“紅色教授”,閱讀《新青年》《每周評論》等進步刊物,受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和馬列主義的熏陶,從而萌發救國救民的願望,積極從事革命活動。在北京,胡底結識了后來也成為紅色特工的錢壯飛,他們志趣相投,來往密切。錢壯飛結婚后住在北京西城平安裡,胡底經常前來家中聚談,成為莫逆之交。1925年,經錢壯飛內弟、中共早期黨員張暹中介紹,20歲的胡底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黨組織的培養教育下,胡底進步很快。他張貼標語,散發傳單,為革命日夜奔走,不遺余力地進行黨的宣傳鼓動工作。1926年,胡底與錢壯飛等合辦了“光華電影公司”,他們一起拍攝了故事片《燕山俠隱》,並以此為掩護開展黨的秘密工作。

  正當胡底以極大的熱情投入火熱的革命活動之時,北洋軍閥“安國軍總司令”張作霖舉起反革命屠刀。1927年4月28日,中共創始人之一的李大釗慘遭殺害,北京城籠罩在之中,中共地下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作為北京地下黨的活躍分子,胡底、錢壯飛等引起了軍警的注意。胡底得到報警后改名胡馬,字“北風”,與錢壯飛一起從北京轉移到上海。

  1928年春,胡底為了維持生計,應聘進入上海影片公司,作為男主角出演了《盤絲洞》《昆侖大盜》等武俠電影。胡底從小愛好文體活動,吹、打、彈、唱樣樣見長,加上他在北京演武俠片奠定的基礎,所以他演起武打片來得心應手,出手不凡,被人譽為“東方范朋克”。道格拉斯·范朋克是當時美國好萊塢紅極一時的動作明星,是第一位在電影中扮演蒙面俠佐羅的演員。把胡底比作范朋克,可見胡底在當時上海影壇的影響不一般。

  胡底向往光明和進步,不滿封建包辦婚姻,表現出對封建家庭的抗爭和叛逆。在大學讀書時,他曾被家庭騙回家拘禁起來,目的是逼他接受由祖母和父親包辦的婚事,迎娶一位張氏表妹。僵持多日后,胡底回校心切,隻好被迫應允,但婚后便一去不返。胡底到上海后,其父又將張氏送來。胡底立志革命,不願有家庭關系的羈絆,堅決不從,等父親回家后,就與張氏協商離婚,把她介紹給了一名職員,而后他給家中寄去一張登在《申報》上的離婚聲明。

  正當胡底在銀幕上大展拳腳的時候,他迎來了人生新的轉機。1929年初冬,正在攝影棚裡拍戲的胡底,見到了時任中共上海滬中區宣傳委員的李克農。他們是安徽同鄉,在蕪湖時就相識,一起參加革命活動。在這裡,又使李克農認識了錢壯飛。由此開始了“龍潭三杰”的密切合作。

  錢壯飛1928年下半年在上海無線電管理局找到一份職業。這年冬天,國民黨中央俱樂部頭子陳立夫的親信徐恩曾就職上海無線電管理局局長,發現錢壯飛精明能干、才華出眾,又是自己的湖州同鄉,遂將錢壯飛留在身邊,擔任秘書。錢壯飛向李克農透露上海無線電管理局正在招兵買馬,擴充人員,希望黨組織利用這個時機,派人打進去。李克農將有關情況通過中共江蘇省委報告了黨中央。周恩來領導的中央特委對此十分重視,指示錢壯飛、胡底、李克農3人組成中共特別小組打入進去,潛伏下來,直屬中央特科單線聯系。在錢壯飛安排介紹下,胡底、李克農先后進入上海無線電管理局工作。

  正在此時,陳立夫在其主管的國民黨特務機構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系統內,組建一個勢力龐大的特務機關,搜羅各方情報,徐恩曾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總務科主任,實為黨務調查科主任。徐恩曾到南京一上任,即委托錢壯飛以其機要秘書名義,籌劃組織一個秘密指揮機關,選用配備機要人員,設立秘密電台,建立各地基層機構。錢壯飛、胡底、李克農借此機會,在南京、天津、上海建立起一套以通訊社和廣播新聞形式為掩護的情報機關。這一套情報機構的指揮機關是“長江通訊社”,由錢壯飛掌控,胡底任編輯,社址設在南京中央飯店四樓。不久,胡底調到天津,在日本租界建立了一個“長城通訊社”。李克農則在上海主持上海無線電管理局廣播新聞社工作。就這樣,錢壯飛深入國民黨在南京的特務指揮機關,胡底掌握國民黨在天津的情報機關,李克農滲透國民黨在上海的情報機關。他們三人雖不在一地工作,但為了保証黨的領導,他們組成了一個黨小組。李克農任組長,重大問題由黨小組討論決定,分頭執行。中央特科派情報科長陳賡與李克農保持經常聯系。1930年4月,徐恩曾奉蔣介石之命,指示錢壯飛帶得力干員到沈陽獲取張學良東北軍的情報。胡底參與其中,帶著國民黨特務機關的証件和活動經費,借此巡視了我黨中央特科部署在東北、華北的地下工作,帶回許多重要情報,並在東北建立起一套名義上歸國民黨,實際上可以向黨中央提供情報的秘密組織。

  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裡,胡底和戰友錢壯飛、李克農在黨的領導下縱橫於龍潭虎穴,在敵人最高特務機關中奪取了一塊極其重要的陣地,如三把銳利的鋼刀插入敵人心臟。他們利用特殊身份,為黨提供了大量反動當局核心機密,其中包括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的“圍剿”作戰計劃,對中央蘇區紅軍作戰、粉碎敵人“圍剿”起到重要作用。周恩來對他們的工作給予了高度評價,稱贊他們是我黨初期情報戰線上的“三杰”。

  1931年4月,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叛變。他熟悉黨中央機關情況,掌握中央領導同志的住址等許多重要機密。在千鈞一發之際,錢壯飛沉著機智地截獲了顧順章叛變這一重要情報。他一面迅速報告黨中央,一面通知天津的胡底。胡底接到錢壯飛發來的“潮病重速返”的電報后,乘坐外國輪船離開天津。周恩來接到情報后,當機立斷,採取緊急措施轉移在滬機關和人員,避免了一場特別嚴重的破壞和災難。

  1931年底,胡底與錢壯飛、李克農先后抵達中央蘇區,胡底擔任國家政治保衛局執行部審訊科長,除了從事政治保衛工作,他還兼任了紅軍總政治部俱樂部主任,承擔了大量宣傳教育方面的工作。在蘇區的3年多裡,胡底才思敏捷、充滿激情,不但創造性地因地制宜組織紅軍開展豐富多彩的文娛活動,還動筆創作了很多短小精悍的話劇為部隊演出,成為蘇區最高產的戲劇作家。

  1931年12月,趙博生、董振堂率領國民黨第26路軍1.7萬人在江西寧都發動起義,加入工農紅軍,改編為紅軍第五軍團。為慰問起義將士和宣傳我黨政策,毛澤東親自召見了胡底、錢壯飛、李伯釗等人,要求他們組織一個宣傳隊,去做慰問工作。據李伯釗回憶,胡底向毛澤東報告說,去紅五軍團做宣傳鼓動工作的宣傳隊組織起來了,共17人。毛澤東指示說,第一要穩住他們的政治情緒,他們過去是為軍閥打仗,現在要為蘇維埃而奮斗。第二要通過演出讓起義將士明白以前是為誰犧牲,為誰送命。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三人立即創作了話劇《為誰犧牲》,主要講述一位白軍士兵被國民黨拉壯丁去江西“剿匪”,妻子流落街頭乞討賣唱,白軍士兵戰敗被紅軍俘虜,幾經周折決定參加革命當紅軍,在瑞金最終與妻子相會的故事。在這部“大戲”中,胡底與李伯釗主演青年夫妻,錢壯飛飾演蔣介石。在起義部隊演出時,效果出奇的好。全劇閉幕后,會場爆發出熱烈的掌聲。這部戲在部隊裡演出了一個多月,影響巨大。為教育原26路軍中的中高級軍官,胡底等同志還根據不同對象、不同層次的人演出不同內容不同特點的戲。他們演出了根據蘇聯話劇《黑人吁天錄》改編的《黑奴恨》。這個戲寫的是奴隸主怎麼壓迫黑奴的事。此戲表面上不關中國的事,也不關紅五軍團的事,但從黑奴遭受的非人折磨中,一種為黑奴鳴不平報仇雪恨的感情在軍官們的心中升騰,很多人感動得流出了眼淚。胡底參與的這些戲劇演出活動對寧都暴動將士的轉變起了極好的教育作用。

  1933年6月26日,中共蘇區中央局決定從1933年起,將每年的8月1日作為中國工農紅軍成立紀念日。“八一”前后,中央蘇區舉行了隆重的慶祝活動,各單位的文藝匯演盛況空前。胡底根據周恩來的腹稿,寫出劇本《殺上廬山》。該劇的演職員陣容蔚為壯觀,胡底與李伯釗、李克農、錢壯飛等共同擔任編劇,周恩來審定劇本,羅瑞卿擔任導演,聶榮臻飾劇中人物宋子文,錢壯飛飾蔣介石,童小鵬飾宋美齡,李卓然扮演德國顧問塞克特,其他主要演員,幾乎全是后來在革命戰爭中名字如雷貫耳的紅軍將領。至於觀眾,是以毛澤東、朱德等為代表的紅軍官兵。該劇演出時現場氣氛高漲,演到高潮處(紅軍殺入廬山蔣介石江西行營),舞台上下歡聲雷動,對鼓舞部隊士氣起了很大作用。

  在蘇區的3年多時間裡,胡底激發出了極大的創作熱情。早期的演員經歷、從事地下工作的生活經驗、蘇區朝氣蓬勃的社會環境等都為其劇本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和借鑒,他創作題材廣泛,內容深刻,主題鮮明,藝術性強。既有揭露日寇的殘暴凶狠與表現人民群眾英勇斗爭的《沈陽號炮》,也有揭示舊社會殘酷階級壓迫和勞動人民強烈反抗的《階級》﹔既有表現白軍士兵反戈起義的《義勇軍》,也有反映蘇區反間保衛工作的革命偵探戲劇《鬆鼠》等。他的文藝天才和創作才能,受到了聶榮臻等領導同志的稱贊以及廣大紅軍指戰員的敬佩。聶榮臻在回憶錄中評價說:“特別是胡底同志,他愛好文藝,很有創作才能。”李克農也說,他們“三杰”中,胡底年紀最小,而文筆才華最好。

  1934年10月,胡底隨中央紅軍參加長征。1934年底,中革軍委保衛分局改稱紅軍工作部,胡底擔任偵察科科長。偵察科的主要任務:一是調查前進駐地及其附近敵情﹔二是繪制駐地周圍路線圖並找向導﹔三是進行社會調查,包括沿途的村庄、人口、房屋、糧食、商店、社團等。胡底身負重任,在生活上與大家同甘苦,善於團結同志﹔工作中有遠見,認真負責,縝密思考,每到一地,總是盡最大努力搜集各種情報資料,及時分析整理,上報總部決策參考。在中央縱隊穿過湘滇公路,越過烏蒙山、挺進到昆明附近后,胡底派遣偵察員喬裝打扮,在昆明近郊的楊林大板橋捕獲了雲南軍閥龍雲給國民黨中央軍薛岳縱隊送信的少校參謀副官。從該俘虜口供中了解到昆明附近敵情動態,繳獲了紅軍總部急需的軍用地圖,掌握了金沙江江岸渡口情況,為總部決策提供了重要依據。幾天后,中革軍委即發出了關於迅速渡過金沙江的重要指示。

  1935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會師於四川懋功,中共中央在兩河口召開政治局會議,決定紅軍集中主力向北進攻,以創造川陝甘革命根據地。領導紅四方面軍的張國燾表面上同意,行動上卻與中央唱反調,提出南下川、康的方針,仗著人多槍多逼迫中央,這給兩軍會師后的形勢蒙上了陰影。8月初,紅一、四方面軍混合編成左、右兩路軍北上,胡底調任紅軍總部偵察科科長,隨左路軍行動。對張國燾的分裂言行,胡底很反感,不時有憤慨之語。8月中旬,在向阿壩進軍途中,偵察科干糧所剩不多,開始採摘野菜野果充飢。有一天偵察員撿回些野蘑菇,其中有毒菌,大家誤食后都不同程度地中毒。胡底食毒菌后神志不清,控制不住心中的憤懣,大罵張國燾有野心,是“軍閥”“法西斯”,被安插到偵察隊的張國燾心腹聽見。張國燾得知后惱羞成怒,竟將胡底扣上“國民黨特務”和“反革命”罪名,撤銷了他的科長職務,取消了他的乘馬和勤務員,逼他帶病背著大包袱“戴罪”行軍。胡底中毒后如同害了一場大病,臉色蒼白,身體虛弱,行動十分困難。9月,張國燾擅令左路軍全部和右路軍的第四、三十軍掉頭南下,另立“中央”搞分裂。為排除異己,杜絕“隱患”,在部隊行至由斯達壩到鬆崗的半路上,胡底被張國燾下令秘密殺害了。

  光陰荏苒,時光流轉,英烈事跡沒有在歷史中湮沒。1945年4月,中共七大召開前夕,胡底名字載入中共中央組織部和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編印的《死難烈士英名錄》中。1962年2月李克農在北京病逝,周恩來總理主祭。在悼詞中周總理專門加寫了一句話:李克農“大革命失敗后,在嚴重的下,堅強勇敢地同敵人進行了斗爭,同為革命而壯烈犧牲的錢壯飛、胡底同志一起,對保衛黨中央領導機關的安全作出了卓越貢獻”。這是非同尋常的。這實際上是對長征中不幸去世的錢壯飛、胡底二位烈士補行的追悼,是人民對李克農、錢壯飛、胡底“三杰”永遠的緬懷。

  忠魂早逝,音訊全無,家鄉親人在望眼欲穿中尋找。由於胡底10多歲就離開家鄉再未回來,名字也改了,他的家人一直沒有尋訪到這位失蹤親人的消息。上世紀70年代末,在舒城縣鄉下任教師的胡底的四弟胡其昌,偶然從報紙上看到北京電影制片廠導演錢江寫的一篇紀念其父錢壯飛的文章,文中介紹了錢壯飛與胡底、李克農等人的事跡,並注明胡底又名胡百昌,是安徽舒城人。胡其昌頓時眼前一亮,他立即給錢江寫信,請求幫助了解其大哥的相關情況。在錢江幫助下,胡底家人的聲音傳遞到中央有關部門。1981年11月,時任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的羅青長親自給民政部長程子華寫信,認為胡底“應追認為革命烈士”。1981年12月8日,民政部向安徽省民政廳發出“(81)民優字第211號”文件,並在函中寫道:“請你們通知舒城縣民政局把胡底同志的名字編入《革命烈士英名錄》,並將其已批准為革命烈士的情況告知其弟妹。”至此,沉沒半個世紀的音訊終於浮出水面,一張上書“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的烈屬光榮証,挂進了舒城縣新街鄉鬆元村胡家老宅堂屋。雖然遲到太久,但對含冤屈死的忠魂,無疑是一份告慰與肯定。2015年,安徽省舒城縣干汊河鎮修建了胡底烈士紀念館,用大量圖文資料展示了胡底的生平事跡及其參加革命活動的貢獻。2018年,經黨中央、國務院批准,在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馬爾康市鬆崗鎮修建了“胡底革命烈士紀念碑《北望》雕塑”,該紀念廣場成為“全國國家安全教育基地”。

  胡底從皖中山區走出,先后成為北京中國大學的學生、上海灘的武打明星演員、國民黨特務機關天津站負責人、享譽蘇區的紅色戲劇家、紅軍長征中的偵察尖兵,他的每一個身份都意味著一段傳奇。在短暫而壯麗的人生中,胡底以其對黨的赤膽忠心,非凡的聰明才智,無畏的斗爭精神,出色地完成了各項艱巨任務,為黨的情報事業和紅軍政治宣傳工作作出杰出貢獻,他的英名永遠留存在中國革命斗爭的歷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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